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柳宁馨报道
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传递出哪些信号？特别是投资和消费这两项表现如何，有哪些结构性亮点？影响二季度乃至全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有哪些？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围绕这些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在他看来，出口高开、固投转正、非耐用消费好转是一季度经济增长有所加快的主要因素。其中，一季度投资回升主要特点是高技术产业引领、基础设施投资边际变化明显，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边际收窄。
谈及二季度和后续经济走势，郭磊表示，有效投资能否持续巩固较为关键。郭磊认为，当前全球偏高名义增长，叠加中国制造业在能源环境变化背景下具备的更强韧性和竞争力，年内出口表现应相对稳定；当前内需成色仍相对不足，服务消费后续可成为扩内需重要抓手，但消费往往是内需中的后验变量，投资走势具有一定先导性，相对会比较关键。出口高开、固投转正、非耐用消费好转
《21世纪》：一季度，我国GDP实现同比增长5.0%。在你看来，一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哪里？
郭磊：一季度GDP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了0.5个百分点。增长有所加快的背后驱动因素包括出口高开、固投转正、非耐用消费好转。
首先是出口，去年出口就是经济的一个带动项，以美元计，今年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长更是达14.7%。出口好，就可以通过出口交货值带动工业增加值。
其次是固投，这个去年是一个短板，年度增速只有-3.8%，今年一季度实现了初步止跌回稳，同比增速回到1.7%的水平。扣除地产后的固投增速更是从去年的-0.5%回升至今年一季度的4.8%。资本形成是三大终端需求之一，固投的好转对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表现亦作出重要贡献。
再次是非耐用消费，今年一季度“国补”类耐用消费品面临政策退坡和高基数压力，汽车、家电零售增速均处于负增长区间，但非耐用品好转较为明显。从数据看，3月社零同比增长1.7%，但若从社零中扣除掉限额以上零售口径的汽车、燃油、家电等三大项目，则社零同比增速达4.0%，对应一般消费的改善。
简单来看，上述三个线索带来了一季度经济景气度的边际好转。
《21世纪》：外贸方面，你曾提到南方国家工业化带来的出口机遇和中国企业的第二轮全球化这两个长期方向，这意味着哪些战略性变化？
郭磊：从今年一季度的出口数据来看，对东盟、非洲、拉美等南方国家的出口占我国出口的比重已达31.5%，较2024年底的29.2%、2019年底的25.0%逐级提升。从相对速度来看，一季度对东盟、非洲、拉美的出口同比增速为19.5%，快于同期整体出口增速的14.7%；尤其是对非洲出口，一季度同比增速高达32.1%，明显快于整体。这意味着南方国家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还在进一步上升过程中。
“南方国家工业化”是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企业在中期面临的重要机遇之一。就像“金砖四国”的工业化曾经对全球经济和资产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一样，南方国家占全球人口的多数，在工业化上具有巨大空间。
以非洲为例，2025年非洲经济增速约达4.2%，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4年非洲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达75.1%，东部非洲是高增长的代表。对于中国企业出口和出海来说，“南方国家工业化”将持续带来机会。服务消费可成扩内需重要抓手
《21世纪》：一季度内需成色如何？服务消费能否成为内需“补短板”的核心抓手？
郭磊：相对于外需，内需目前仍处于相对成色不足的状态。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长14.7%，代表内需的社零、固投同比增速分别为2.4%、1.7%。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内需可以划分为消费和投资，消费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服务消费确实可以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抓手。
一是过去两年通过持续“以旧换新”，政策对于商品消费已经有较充分的激励，相关需求也已经陆续释放，服务消费的空间相对更明显。
二是从服务消费体量的角度，它也具备一定的量级，除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外，餐饮、居民服务、教育、卫生、娱乐均是居民主要的服务消费支出项。还有一些细分领域比如入境旅游，如果能显著激活入境旅游需求，则空间巨大。
三是服务消费是闲暇时间的函数。商品消费线上比例越来越高，服务消费则大部分仍依赖于线下。政策正在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它将释放出闲暇时间，对于服务消费的促进弹性更大。
四是服务消费也是就业的重要载体。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强，服务消费景气度上升，则可以通过居民就业-居民收入这一链条进一步作用于经济整体的正循环。
《21世纪》：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这一轮投资回升的结构性特征是什么？其可持续性如何判断？
郭磊：这一轮投资回升几个特点：一是高技术产业引领，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投资同比增长7.4%，显示中国企业依然在快速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产业机遇；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边际变化最为明显。去年年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只有-1.5%，今年一季度到了8.9%；三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收缩，但降幅边际收窄。去年地产投资年度同比增速为-17.2%，今年一季度增速为-11.2%。
对后续的投资回升，我们依然有一个相对积极的判断。首先，“止跌回稳”目标较为明确，2026年一季度虽然同比初步实现转正，但增速只有1.7%，二季度仍处于巩固目标的阶段。其次，作为“十五五”首年，增量项目较多，“资金等项目”的情况应会明显减少。同时，政策支持方向也相对较为明朗，今年将重点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国家水网、新型能源体系等领域扩大有效投资。
最后，2026年年初就确认了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可以避免二三季度出现地方财政资源“真空期”。新增“单列并提高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的制度安排，亦可以相对减少化债、清欠等过程对于增量建设项目的影响。二季度巩固投资增速十分关键
《21世纪》：接下来，影响二季度经济增长的变量可能有哪些？
郭磊：2025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出口和“两新”，而今年，投资、服务消费、房地产、制造业有望出现同步的好转。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这相当于一个车子从“两轮驱动”变为“四轮驱动”，其动能和稳定性均会有所提升。
从一季度数据来看，这一判断基本成立。一季度经济的一个亮点是工业、服务业、出口、消费、投资、地产销售等六大口径指标增速均不同程度高于去年四季度，经济和内需的边际改善相对具有广谱性。
同时，目前这一架构仍需进一步巩固，比如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1.7%，虽然由负转正了，但整体中枢依然偏低；房地产销售有所企稳，但全国口径的价格环比依然处于负增长区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1%，也有继续回升空间。
《21世纪》：对二季度或全年经济增长，你的核心判断有哪些？
郭磊：对于二季度和后续经济走势来说，我理解有效投资能否持续巩固较为关键。全球偏高名义增长叠加中国制造业在能源环境变化背景下更强的韧性和竞争力，出口在年内应问题不大；消费往往是内需中的后验变量，投资走势具有一定先导性，相对会比较关键。
今年有利条件是投资方向明确及财政发力前置。按政策指引，方向就是算力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国家水网、新型能源体系等领域；按政策要求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会于6月底前基本下达完毕，同时要加快有序投放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如果二季度我们可以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升，则全年实际增长和名义增长有望处于市场预期的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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